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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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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有股权么吗
日本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公司法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票，而且法人间相互持股。这种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所有权的力量，使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哗谨来。
深度
经济增长时期 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平稳发展
发展 股权结构的分分合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大公司股权结构最根本的特征是以财阀家族或个人所有权为核心形成的“金字塔”型股权结构。即公司的股份高度集中于少数财阀家族手中，财阀家族通过控股总公司，层层控制大批公司，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型股权结构。
经过战后解散财阀的民主改革运动，日本战前的股权结构在战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现了分散化特征。股权分散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主要所有者由财阀家族这一单一股权主体向个人、事业法人、政府、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投资信托公司、外国人等多元化股权主体转变，二是个体股东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1964年，日本由于要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始实行资本自由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但当时日本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很弱，日本公司有着十分强烈的被外资收购的危机感。为防御被外资并购，维护现有公司经营权，日本随即采取应对措施。
首先，日本政府从制度上推进了日本公司间的相互持股。日本政府继1949年和1953年两度修订商法之后，于1966年进一步修订了商法，规定除非配股的股价大幅度偏离当时的市场价格，否则配股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便可直接由董事会决定。另外，股票发行采取“主方认定”的认购方式（即承销证券公司根据发行公司所指定的认购者名单，按顺序优先配发新股），从法律上保证了公司经营者可以自己选择股东，推动了相互持股进程。
其次，日本银行贷款买入大量股票进行冻结，当股票价格复苏时，这些股票便被卖给了稳定的法人股东，从而逐步形成了依靠银行监督的内部公司治理模式。这是为了配合当时日本推行的“稳定股东”政策，即防止外国公司通过购买股票而吞并日本公司而采取的措施。
最后，日本公司纷纷加入相互持股的行列，日本公司的法人持股迅速发展，个人持股比率则持续下降；加之法人采取相互持股的方式，使公司间形成了以产权为纽带的牢固协作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大公司的股权不再向个人集中，而是逐步向法人公司集中。具体来看，从1970年到1989年，日本上市公司中个人股东持股比率由44.8%下降到22.6%，法人股东持股比率则由54%上升到73%。大公司的股权向其最大的10位、20位股东集中，且喊芦中累计持股比率不断提高，一般达30%~50%。从综合商社持股累计比率来看，呈现出更高的股权集中度；其最大的10位和20位股东累计持股比例，日商岩井分别为39.42%和52.55%，住友商事分别为37.48%和51.58%，三菱物产分别为32.47%和42.21%，伊藤忠商事分别为37.43%和53.88%，丸红分别为38.89%和55.41%，三菱商事分别为37.73%和49.96%。
从日本公司最大的10家、20家大股东组成看，几乎都是法人公司，个人或家族大股东的存在只是极其例外的现象。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家族能拥有4%~5%的股份，并能长期参与董事会决策就能控制公司；但在日本，最大的10家、20家股东中个人持股比率达4%~5%的十分罕见。如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松下家族持股占比不到4%，到20世纪90年代，更是降到3%以下，其前10大股东全是法人股东。因此，日本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化不是股权向个人或家族集中，而是向公司或法人公司集中。
链接
日本公司法人持股的两种基本类型
控制日本公司股权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和各大公司。
日本的商业银行不仅是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而且也是这些公司的最大贷款者。在日本经济稳定增长期，银行在日郑山本上市公司的持股率基本保持在45%左右，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中的法人持股率在70%以上。法人间相互持股或环形持股，形成银行、公司、保险业、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法人间的相互渗透、依托、辅助与监督网络。
一些公司围绕着大银行和大型产业也形成了不少公司集团，成为日本经济的主导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日本大型公司集团主要有金融公司集团和工业公司集团两大类。三菱、住友、三井产业、三和、富士、第一劝业银行6家金融公司集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财阀资本的基础上以大银行为核心、集结一些大公司组建而成的，其本质是集融资、生产、销售和投资于一身的资本结合体。新日铁、本田、松下、东芝、日立等工业公司集团是某个工业部门的公司联合，这些公司集团虽然也实行多样化经营，但是大多数立足于一两个特定的行业发展。
泡沫经济崩溃后 法人相互持股消减 股权结构依然相对集中
日本自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建立的相互持股结构保持了数10年的稳定态势。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主银行制解体、人口老龄化等背景下，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法人持股和外商股权 一增一减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法人持股所占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70%左右的最高点后开始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公司等法人间相互减少所持股份。与此相对，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却从20世纪90年代前的不足5%逐年增至2007年的25.5%。这主要源于日本泡沫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后，日本政府为重建金融机构的资本基础，消除坏账，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出台《银行持股限制法》、实行会计制度改革和浮动股指数化等等，促进了相互持股的消减。
从更深层次探究日本公司法人相互持股消减的原因，可以看到，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发生了变迁。由于主银行多次未能履行对经营不善公司实施金融援助的承诺，造成了实业公司大幅度削减所持银行股票。而且，相互持股结构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非合理性。如相互持股造成的“资本空洞化”，违反了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又如相互持股公司在资金与产品流动性方面，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因此有限制的必要。此外，相互持股结构是产生日本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根源。
稳定股东持股和纯投资股东持股 此消彼长
泡沫经济崩溃后和21世纪初的经济复苏时期，日本公司的稳定股东持股比例与相互持股比例呈急剧下降的趋势。稳定股东持股比例由1987年的45.8%下降到2003年的27.1%；相互持股比例也显著减少，从1991年的25.85%下降到2003年的7.61% ；纯投资股东持股比例由1990年的37.1%上升到2006年的64.2%。尤其是国外机构股东即美国养老基金和外资并购中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急剧上升，从1990年的4.2%大幅度增加到2006年的25.4%。日本学者预测个人金融资产将以年均4%的速度持续增长， 2020年日本国内机构股东持股比例可能达到40%。此外，受资本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国外机构股东的持股比例还可能会继续增加。
相互持股的消减在不同组织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实业公司方面，积极减持银行股份；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信用风险增加，银行股票比实业公司股票价格下降得更多，加之资本市场融资规制缓和，公司更容易获得海外融资，而且公司自身资金需求水平也在下降，因此收益较高、对银行融资依存度较低的实业公司开始销售银行股。金融机构方面，消极减持实业公司股份；日本中小公司受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限制，依然依赖银行贷款，故银行消极减持实业公司股票。实业公司之间，在减持股份过程中，出现了小幅增持的现象；鉴于公司重组、与国内外公司建立新关系和防御并购的需要，部分实业公司之间加强了相互持股。
日本国内人口老龄化、资本全球化与信息化有利于纯投资股东的发展。随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日本政府掌管的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的经营状况逐渐恶化，政府不得不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实施制度改革，如完全废除了养老基金投资股票的规制、采用退职支付会计制度、增加个人缴纳保险金的比例，从而迫使居民增加储蓄，以弥补养老金积累的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养老金从资金运作绩效下降的保险公司转移到信托银行（信托银行包括投资信托与养老金信托两部分），日本国内机构股东持股中出现信托银行比例逐步增加的局面。
股权结构依然相对集中 相互持股结构风光不再
2003年，日本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和信托银行持股比重合计高达29.1%。这主要是因为收益较低、对银行融资依存度较高的公司不得不继续维持与银行相互持股的关系。就目前日本全产业而言，公司间互相解除持股关系这一行为尚不具有普遍性。从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日本目前这种法人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在今后仍将延续。如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66.4%的公司在未来5年中将继续保持稳定股东的持股比例，51.6%的公司将促进无效相互持股的消减。
维持日本相互持股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风险公司研发活动、对海外资源采掘公司的持续投资需求等风险投资活动的存在，对相互持股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不同公司间存在的立足长远利益的维持经营合作关系的需求亦需要以相互持股作保障；公司为防御并购威胁时也需要相互持股以实现安全需求。但是，由于经营者更重视资本收益率的经营观念变化，以及相互持股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日本公司中相互持股结构很难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鼎盛局面。
观察
泡沫经济崩溃后董事会监控机能增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股市持续低迷。外国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开始进出于日本资本市场，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相互持股率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了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导入外部董事制度和优先股报酬机制。为加强董事会的监控机能，外部董事制度的导入被提到议事日程，不少公司还导入了与公司绩效联动的对经营者予以优先股报酬的机制。1990年，日本公司外部董事的比例为16.49%，1999年上升到21.15%。1999年，在日本的机构投资者股票持有率前30位的公司中，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重超过30%。在1138家日本公司中，导入执行董事制的有356家；在1208家公司中，导入优先股报酬机制的有142家。外国股东的增加给日本公司经营者以巨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经营者重视股东的利益并进行透明的经营。这些改革是以美英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参照系的。
改革经营者的选拔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经营者人选经常替换的现象尚不明显，经营者的选拔一般也仅是以副经理和常务董事为候选者。目前，日本过度依赖于年功序列制度的对经营者的选拔机制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经营恶化的公司中，经营者的替换率明显上升。另外，为选拔有能力的经营者，其候选人也被扩大到一般董事。
但是，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与终身雇用制度、年功序列和公司系列等制度安排有较强的互补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与其它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另外，日本原有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有效性和合理性犹存，且尚未完全过时。因此，将新旧制度加以整合的路径选择，应该说是具有连续性也是成本较小的。
法人相互持股的利与弊
股权结构稳定 公司治理用业绩说话
日本公司法人股东的持股行为具有较少的投机性，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公司法人相互持股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证券，防止被外资收购和被吞并，所以不会因分红率低或股票升值而抛售股票；即使在公司经营不理想、收益很低时，法人股东通常是想方设法帮助上市公司渡过难关，而不会“用脚投票”。因此，法人持股成为日本上市公司的一种稳定因素和支持公司长远发展的一种力量，并使日本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稳定。日本公司稳定的股权结构使其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表现出以下4个特点。
为经营者长远决策提供环境。法人股东持股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短期获利，而在于通过与公司保持长期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来获利，因此所有者是把公司能否长期稳定发展作为评价经营者业绩好坏的标准，这种评价标准使经营者在决策时具有长远眼光。一项投资如果从长远看会给公司带来效益，即使它在短期内无收益甚至是负收益，大多数公司也会实施。因此，法人股东一般都不会因股价波动而轻易抛售股票。这种稳定股东占了较大比重，为公司经营战略的长期化创造了条件。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也形成了法人股东之间互相监督和制约的机制，法人股东之间可达成协议，压低股息、红利的分配水平，把剩余利润用在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上。
主要以公司绩效考核经营者。日本公司主要是以内部晋升制和年功序列制激励经营者。内部晋升制是指日本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通过晋级制从公司内部逐级提升而产生。公司可以长时间对每一个候选人进行观察、筛选，择优录用，减少了用人不当的风险，降低了“代理成本”。年功序列制度是基于经营者的报酬主要来自工资和奖金这一基本前提，将经营者工资直接与其资历、职务挂钩，将经营者奖金直接与其贡献率挂钩激励制度，即经营者在公司干得时间越长，公司经营业绩越显著，经营者的报酬就越高。由于法人股东追求的目标不同，日本公司法人对经营者的评价不是以股价升值为主要考核指标，而是以公司绩效为主要考核指标。因此，日本经营者并不十分关注市场股价的波动，而是追求公司长期发展目标。这与大股东追求的目标是相吻合的。
主银行和内部共同监督。日本对公司经营者的约束主要有来自外部的主银行的监督和来自内部公司内部同级、下属的监督。日本的股市不太发达，公司筹措资金的方式主要靠银行贷款，并实行主银行制（日本所有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主要贷款银行，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一般比较固定）。主银行制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司选定一家银行作为与自己主要往来的银行，在其开立基本账户，并主要从这家银行获得贷款；二是银行持有公司的股份，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三是若干家以同一家银行为主银行的公司，常常以该银行为中心，成立公司集团。集团内公司不仅可以从主银行获得贷款，还可以在主银行的协助下，从其他机构获得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和主银行制结合的日本公司融资方式，把日本公司和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银行不仅成了公司融资的主体，而且还成为公司事实上的监管者。主银行不但持有公司大量股份，同时还是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是公司的主要贷款人。在公司正常运转时，主银行一般不干预公司业务；但当公司经营欠佳时，它就要介入，甚至改换公司的经营者或改变经营策略，并帮助公司摆脱困境。此外，公司经营者在晋升等级时，评价经理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他们在其下属监督下的仲裁表现。
经营者为权力中心 董事作用不大
日本法人相互持股改变了股权所有者的地位和功能，使股东的影响力相互抵消，经营者成为公司权力的中心；而公司股东大会的作用不大，董事长（会长）通常不是法人代表。
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几乎由都是内部董事组成的，如90%以上的成员是现任或前任内部高级经理，外部引进只占很小一部分。董事聘任的资格不是能力主义，而是主要靠年功，一般从白领晋升为董事的时间需要30~40年的时间。日本大公司在经营者任免上更多体现的是经营者的意志，而不是股东的意志。如日本大公司现任经营者大多是以直接指定的方式实现经营者权力交替，即使是经过董事会选举，最后也要由现任经营者拍板定案。经营者成为公司决策中心、实际权力主体，脱离了股权所有者的支配与控制，形成了完整独立的经营者人格和公司家阶层，如日本公司中总经理（社长）的权利很大，可以控制董事会。因此，总经理（社长）的决策行为与个人素质对公司影响重大。
外部监督不足 股票流动性不强
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独立监察人所组成。但法人股权结构弱化了公司所有者的功能，造就了一个独立完善的公司家阶层，并形成了一个经营者集团，即由互相信任、支持和配合的公司家控制着公司，并居于主导地位。这使股东大会在日本名存实亡，真正发挥决策作用的是由经营者和专家组成的内部董事会。这意味着日本公司治理已经演变成为由经营者和内部人控制的封闭治理，外部力量难以对其施加影响，公司外部监督机制作用成为一种形式。再加上日本上市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不强，导致公开资本市场的发育迟缓和相对落后，而且股票市场对公司的约束力也比较弱。这种经营者长期独揽公司大权的做法容易给公司带来僵化、保守、封闭等问题。
同时，法人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虽然稳定了持股公司之间的关系，但也构成了排他体系，导致贸易摩擦等多方面矛盾。例如，法人相互持股容易出现合谋，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相互持股的公司不轻易转让股票，导致上市的股票数量减少，使股价高涨，是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冶金报、中国钢铁新闻网 首席专栏作家 李拥军）
原来的工作是电视台记者, 现在做了晚报通讯员, 是否降职了?待遇各个方面是否降低了?
沈林，男，材化学院无机061班学生。现任材化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小组学生组长、校报记者、《材化之声》主编、无机081班班主任助理。
该生自入校以来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先后获得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部、校报优秀记者等荣誉称号。2008年度，其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江西日报》等各级报刊发表新闻稿件150余篇，其中《江西理工大学设“情感导师”》等3篇新华社通稿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提升了学校在社会的知名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浪网等媒体发表新闻稿件2500多篇。
该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2008年被评为“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撰写论文被评为“社会实践优秀论文”，校友采访稿被评为“校友采风成果一等奖”；担任材化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期间，负责组织出版院刊《材化之声》、负责学院的摄影及摄像工作，组织策划了多项宣传活动，热心帮助新老记者，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余时财，男，材化学院材料073班学生，校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小组成员、校报记者、树人网文字编辑，材化学院新闻中心成员及赣州晚报学生记者。曾任班长、《材化之声》副主编、西校区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队储潭队队长。
该生自入校以来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工作认真，努力学习。2008年4月开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国体育报》、《中国有色报》、《中国冶金报》、《中国矿业报》、《中国化工报》、《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江西工人报》、《经济晚报》、《赣南日报》、《南昌晚报》、《赣州晚报》等媒体、行业报和江西教育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电台、赣州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站发表新闻稿件1000余篇，并多次参与学校组织的新闻宣传交流活动。
林金宇，男，中共预备党员，信息工程学院通信062班学生。现为我校党委宣传部宣传小组成员之一，并任信息工程学院第八届分团委、学生会新闻中心负责人。
该生在过去一年里，积极参与校园内外各项文化活动，并及时做好对外对内新闻宣传工作，在校内外各类报刊及网络等发表新闻稿300余篇。
杨炳君，男，文法学院法学061班学生，共青团员。曾先后担任西校区班主任助理、西校区摄影摄像助理、西校区对外宣传人员、校报学生记者、学校广播站常驻播音员，现任文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学校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小组成员、学校广播站塌薯悔站长。
该生自担任校广播站播音员以来，认真完成各项播音任务，一年来没有出现一次播音失误。同时，在课余时间，他还十分关注学校的发展动态，积极参与新闻写作，两年来，他在《中国有色金属报》、《江西商报》、《今日家庭报》、《赣南日报》、《赣州晚报》、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和新浪、网易、搜狐、中国网、中国共青团、中国高校网、中国江西网等网络发表新闻稿件几百篇，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汪清，女，材化学院生物061班学生。现任校团委宣传部学生部长、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学生工作部对外宣传小组助理、校报记者负责人、材化学院新闻中心主任、生物081班主任助理。
该生自入校以来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手带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先后获得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校报优秀记者等荣誉称号。2008年，先后在《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江西日报》等报社发表新闻稿件近30篇，在新浪网、人民网等网站发表新闻稿件近300篇，在校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其中还参与撰写了两期校报专版。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该生撰写的论文被评为“社会实践优秀论文”，撰写的2篇校友采风采访稿均被评团正为“校友采风优秀成果一等奖”。担任校团委宣传部长期间，她积极安排组织部门成员做好校内外各种活动的宣传，并策划了多项校级活动，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赖银昌,男,建测学院给排水062班学生,校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小组成员、校报记者，现任建测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校学工部通讯员等职。
该生勤奋好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曾获得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部、校报投稿积极分子、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建测学院宣传报道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先后在《科技日报》、《中国有色金属报》、《中国冶金报》、《今日家庭报》等报刊发表新闻稿件25余篇，在中国教育信息网、中国网、江西新闻网、新浪网、赣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网站及媒体发表稿件500余篇。他积极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2008年被评为“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韩金花，女，建测学院资源062班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现为校报编辑，建测学院宣传报道小组成员，资源062班学习委员。
该生自06年入校以来学习刻苦，工作认真，成绩优异，一次性通过英语四级和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获得四次一等奖学金、一次国家奖学金。先后获得优秀团员标兵、两次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校报投稿积极分子、优秀学生记者、第四十一届运动会宣传报道先进个人、大学生新闻中心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今年在我校五十周年校庆征文中，她撰写的《庐山地理野外实习》被评为二等奖。她先后在《赣南日报》、《赣州晚报》等报刊和人民网、大江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多个网站上发稿一百余篇。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并获我校第二十二届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舞蹈组比赛优胜奖。
刘长龙，男，经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061班学生，中共预备党员。曾担任电子商务061班班长，经管学院编辑部部长等职务，现担任造价071班政治辅导员。
该生担任经管学院编辑部部长期间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写稿，曾在《中国体育报》、《中国有色金属报》、《江西商报》、《赣州晚报》、《江西日报》、《赣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十余篇，在各类网站发表百余篇，多次荣获“宣传报道先进个人”、“校报投稿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此外，他积极参加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队伍，因成绩突出，被评为“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撰写的暑期社会实践论文也被评为“优秀论文”。他还多次荣获“优秀学生干部”、“双学先进个人”、“优秀团干”等荣誉称号。
胡小玉，文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061班学生，中共预备党员。曾任班级学习委员，文法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委员、副部长，校报学生编辑，现任文法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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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梦颖，女，西校区冶金084班学生。现任西校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材化之声》特邀编辑、学工简报通讯员。
该生入学以来，学习刻苦、工作认真；积极参与学校各类活动并进行相关采访和报道，在西校区学生会宣传部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2008年，其先后在《江南都市报》、《江西工人报》、《经济晚报》、《南昌晚报》、《赣南日报》及《江西理工大学报》发表新闻稿件近20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赣州人民广播电台、新浪网、中国江西新闻网等门户网站发表新闻稿件100余篇。在担任西校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她热心帮助新记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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